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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考界范进——他是这样进行自我总结的。“只是范进是冲着做官去的，我没有他这个功利心。”他补充。对于求职来说，不功利一定是个积极条件，他相信。但消极条件也很突出：年纪大。

一桩心愿

2025年11月26日，对张晨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69岁的父亲终于法考“上岸”了。

没人说得清种子是何时种下的。在民政系统工作多年直至退休、本可安享晚年的父亲，莫名走上了法考这条路。首次接触司法考试是二十年前，近十年来，父亲一次不落赴考，累计次数多到“双手数不过来”。但好似命运在考验人，客观题他一考就过，总是卡在主观题，有时差4分，有时只差2分。

这一次，终于能将这个好消息说出来了。就像面对一个铺垫了太久的结果，积累的情绪喷薄欲出，她按耐不住分享欲，和人闲聊时，话题总扯到父亲。

“我爸法考过了，分数线108分，他考了110分。”配上一个流泪的表情。

“太不容易了。”对方回应，附带一个竖大拇指的表情。

一个励志故事好像就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但“十余年法考终上岸”不是一个封闭的结尾句，只是一个转折。

那天之后，张晨有了新的任务：帮父亲找一份工作。按常规流程，通过法考只是拿到入场券，下一步是去律师事务所实习，一年后才能正式执业。一生要强、绝不肯依附女儿的父亲自然不会有这样的嘱托，女儿默默地、小心翼翼地行动。她罕见地更新了朋友圈，编辑了一篇长文字讲述了父亲的法考经历，文字最后，她期待有人能为父亲提供一个实习机会。

2026年1月底，在女儿安置的位于青岛的一处住所里，我见到了“高龄新晋法律人”张世雄。按照身份证上的日期，半个月后，他将迎来自己70周岁的生日。

在约定的时间，他衣着得体地接待了我，姿态里有一种过分的客气。

一进家门正对的餐桌也是他的工作台，桌面上摆放着打开的电脑和一本全国注册会计师考试辅导教材。这次考试结束后，他感觉良好，“认定要过”，所以买了这本书，每天翻翻，“没有要考（会计师证）的计划，只是作为兴趣来了解”。

“不看书就没着落。”他说。

采访在一种严肃郑重的氛围下展开，他在餐桌前正襟危坐，特意再次整理了桌面，起身关上了身后的一扇门。不同于女儿的感性表述，一种全新的叙事向我展开：

过法考不是心愿。法律是一个爱好。而日复一日的学习、参加考试，不是执拗，那是生命的一种存在形式。至于四处打听实习机会的行为也不是“找工作”。“所谓工作是一个谋生的手段，我实际上是要找一个窗口，为社会服务。”他纠正我的表述。

那次采访一个月后，我得知法律人老张最终在家乡湖北宜城一家律所找到了实习机会，利用的还是工作多年积累的人脉。

句号会画在哪里，故事会沿着怎样的方向发展，没人能预测。对七旬老人来说，法考是一个坎，找律所实习是一个坎——尽管被认为是不可能任务，这些坎他一一都迈过去了。再往后，每一步都是坎。

但“坎”这个字从未出现在我们的对话中。他花很多篇幅聊他对学习的思考，结合最近的新闻详细向我分析某条法律条文，熟练引用法考名师的观点，但他有“自己不同的理解”。讲到一半，他善意提醒我，“其实我建议你也考”。在最近的一次通话中，他依旧积极而热情。

和那些年轻的实习律师一样，他每天按时上下班，接待来访，为咨询者答疑解惑，作为代理人处理错综复杂的案件。像勤勉的好学生一样，他将工作日志、关于专业的所思所想记录在个人社交平台，也在评论区向网友分享自己的新体验，比如，他意识到真实的案件不比考试简单，“做律师是个‘体力活’，消耗太大”。

那个为社会服务的窗口最后是怎样辗转找到的，那些坎都是怎样迈过去的，没有细节的讲述。我只好追问他工作终于有了着落，心情如何。

“平静如水。”他说。

拿到证那天，他刚过70周岁生日。他称这是最好的礼物。（受访者供图）

上岸

每年走出考场，张世雄回家第一件事仍是看书。很多时候，交卷的瞬间他就已知道了结果。

题总是答不完，点都没有写全，时间到了，系统就自动关闭了。他的短板也颇具年龄特色：知识储备够了，打字太慢拖了后腿。年轻时，他一分钟可以打160个字，无论职位如何变动，工作上的文件都是自己处理。兴许是太久不接触电脑了，如今的操作界面变化太快，他没能跟上。

况且，他也很难打得更快。年轻时在农村干活，左手的一根手指受了伤，留下后遗症，如今，整个左手蜷缩起来，打字只能用6根手指。接受采访时，他用右手握住左手，抑制它的抖动。

有一年他在报名时尝试申请手写作答，页面一拉提示他要填写理由，“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理由才能被接受”，于是作罢。

另一次，因为没吃透线上答题规则，他将答案写在错误的位置，导致整题作废。

近些年，他发觉自己的强记能力在减弱——这是他难得承认“老了”的时刻。一个复杂的题干他要读半小时，作答时还要反复回看、慢慢推敲。私下练习时这不是问题，但考场上时间有限，精神一紧张，状态就更差。

“复制”“粘贴”“移动”这三种考试常用操作，他无论如何也学不会。女儿教过他一两次，他没学会，便不再问了。“如果他听不懂，会比我先不耐烦了。”张晨说。

父亲自尊心强，又敏感，有时为他提供帮助“要看脸色”。他用的电脑是自己多年前从网上买的，女儿提出帮他换一台新的，遭到拒绝。12306刚上线时，他搞不懂线上购票流程，也从不问女儿，自己仍跑去火车站买票。“他找我买的话，就一分钟的事。他就是不想依赖我。”

困难一重又一重，知识本身反而是最容易攻破的那一个。

但这次不一样了。题都答完了，点也没漏。他依旧没用过“复制”“粘贴”“移动”，题干里原本能直接拖拽的句子，全凭手动输入。考试中途还黑了两次屏，耽误了两分钟。为了省时间，四小时的作答里他没喝一口水，没上一次厕所，为预防低血糖准备的糖一颗没动。

事后复盘，这次发挥也不算尽善尽美。他说话带湖北口音，“民以吏为师，吏以法为师”这句话中，“吏”这个字他无论如何也打不出来——他的发音是“ni”。这直接影响了他的论述。“你准备了这一句，下面很多话都是联系这个出来的。”他不得不换了一种表达。

出分那天，老伴催他查成绩，他不肯。上午，他按照运动计划去走路。“108分合格是吧？那我今天就走11000步。”他一口气走了11000步，“我过了”，他想，然后继续走。那一天，他的总步数超过了25000步。中午躺在床上午休时，他摸过手机打开查分页面，然后喊醒身边的老伴：“老婆，我过了。”

没有骄傲，没有激动，没有泪流满面——他后来对我回忆那一刻的感受。直到第二天，他独自躺在床上，各种复杂情绪渐渐涌现。“我努力了，我没有白费，还是很感谢自己吧……”话没有说完。他哽咽了。

家中桌子上摆放的法律书籍。

随手翻开一本书，每一页上都写满了笔记。

“不看书就没着落。”考试结束后，他又买了这本注册会计师考试辅导教材，没事就翻翻。

读书

张晨不是一开始就支持父亲法考的，家里其他人也不是。“觉得这个东西没什么意义，你考出来了干嘛呢？”但不支持也没用。父亲性格强势，很有想法，素来是家族里那个“替别人拿主意的人”，没人能改变他的决定。

于是，不支持退到了“不反对”，又随着父亲年复一年的坚持，最终全家“倒戈”成了行动上的支持。这些年来，父亲备考，母亲就一直做着后勤保障工作，每逢考试就去陪考，有时考点离家远，她也陪着去住酒店。在考场外候考时，总有人搭话：“你的孩子在这考啊？”“老伴。”她回。

父亲的考试早已成为家庭生活节奏的一部分。

张晨在一所高校任教，有一年得知学生中有人报名了法考，她马上向学生取经。报什么班，听什么课，用什么软件，她记下来分享给父亲。父亲统统不予理会。

“你看这些孩子二十出头，他们记忆力比你强吧？学习能力比你强吧？他们都要上课，你为什么不上？”劝说不动。女儿因此觉得父亲“没正经备考”，直到这次出成绩前，她都对父亲上岸不抱希望。

父亲有自己的学习方法。他在网络上搜寻免费的视频课来听。对此女儿的理解是，“他不接受为知识付费”。但父亲有不同的逻辑：他对自己的知识结构有信心，对权威观点始终持保留态度。他曾给中国政法大学一位教授发私信，就其分享过的一个专业问题提出不同理解，竟得到回复，“他认可了我的观点”。

除此之外，父亲爱买书，不停地买。家里到处都是法律相关的书，书房、地下室，一摞又一摞。“那只是一部分。”张晨说。这次法考上岸后，一部分书被父亲送给了周围备考的年轻人，但仍有大量书出现在父亲生活过的任何地方，包括湖北老家，以及张晨家里。

从青岛回老家办事时，他背着一个巨大的双肩包就走，里面塞得满满的全是书。法律的书又厚又重，他固执地次次背着。“有时觉得挺滑稽，六七十岁的人了，回老家的时候背的是一个书包，现在的大学生都不会这样背书包。”张晨说。

读书就是父亲最习惯的学习方式。他擅长读书，也依赖读书。

出生在农村，他自幼成绩优异，“学习没让人给过心（指操过心）”。初中毕业那年他16岁，赶上推荐上高中的年代。家人在村里负责计生工作，得罪了人，他没被推荐上。

本一心想读书的少年备受打击，一气之下烧光了课本，赌气要去生产队里做个“混混”。干了一年农活后，他还是不甘心，又去复读，想再争取一次。第二次依然没被推荐。

接连受挫迫使他冷静下来，“这样不行”。他回到生产队，决心转变思路，“做最好的农民，让整个村里说得上话的人都觉得我很好”。

自此，他从一个凡事和队长“顶牛”的刺头，变成了最勤奋的农民。十几岁的身体，每天扛140斤的大包，干活比谁都卖力。他如愿获得了推荐机会，只是上的是师范中专。作为代价，他的一双肩膀落下了劳损、骨质增生的毛病，影响至今。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全国。那年他刚从师范中专毕业，地方规定中专毕业工作满两年才能报考，他不符合条件，不得不先去县中学当老师。人生的转向就此开始。

“凡事要做就做到最好”是贯穿他一生的信条。他在教师岗位倾尽全力，除了数学和英语，教过文科所有科目，当过班主任，带过的一个班成绩拔尖，“全县没有谁比我带得更好”。

据张晨回忆，前些年，父亲带过的首届学生曾组团来青岛旅游，十几个人登门拜访父亲。“他对学生很严厉，但学生跟他感情很好，应该是又爱又怕。”

教师工作持续了五年，再然后，人生的车轮滚滚向前，娶妻生子，工作随生活规划几度调动，一梦几十年，他永远丧失了高考的机会。

年轻时的张世雄。（受访者供图）

梦想

高考会是人生最大的遗憾吗？张晨觉得，那是父亲一生不顺的开始。父女俩都曾在想象中抵达另一种人生——好学的少年上了高中，参加了高考，如今想必是另一番光景。在那个平行世界里，父亲也许在高校教书，就像女儿现在这样。那是他真正想从事的工作。

在和张世雄见面的那次采访里，聊到学习方法，他突兀地插了一句：“我痛恨那个没有让我上高中的人，我很恨他。”这也许是一个对高考耿耿于怀的证据。除此之外，他始终克制。

他不习惯消极的讲述，他讲自己的“梦想”。作为过程与选拔形式的考试不是梦想，写作和法律才是。

这或许是故事的种子。读小学时，他听说一位老师的爱人是法官，“很受人敬重”，向往不已，心想将来也要当法官。上世纪六十年代，家里住进两个湖北大学（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大学生，他又心生崇拜，暗下决心要好好读书，将来也要上大学。

命运里的转折与意外将他带去了别处。但人生的考试不只有高考那一场，此后五十年里，他不断重复“读书-考试-改写命运”的路径来验证这一信念。

29岁那年，已调到机关工作的他报了电大，单位提供了两年脱产学习的机会，他白天在家带3岁的女儿，晚上看课件自学。年轻时的他可以做到过目不忘，《中国文学史》里每一位诗人的每一首诗，他都能背下来。

电大毕业那年，《民法通则》刚施行，他第一次动了考律师资格证的念头，买来录像带学习，但“意向不够强烈”，最终作罢。彼时，精力仍在工作上。

那些年里，父亲确实凭自己的努力，在工作中一步步取得了成就，提升了社会地位，也改善了全家在家族里的处境。这是女儿的总结。但这些张世雄都只字未提。他的成就感在别处。

他擅长写作，特别是言论，文章曾被发表在内部刊物及报纸上。早在做老师时，他就曾被抽调到乡镇参与宣传工作，也因此有了后续的工作机会。写作的梦想有了落脚点。

做法官的火苗也一直在他心底燃烧。在退休前，他曾有过多次尝试。

距离实现梦想最近的一次，他差一点就进了检察院，后生了变故未能遂愿。他先后在两个部门任职，好在工作内容都与法律有关联，念想也算有了寄托。

再后来，他报考了华中师范大学法律专业函授本科，成绩是全市第一名，高出第二名26分。

2004年，一个机会又出现了。那年小姨子刚下岗，苦于找不到出路。他鼓励她报名司法考试，见她家中阻力太大，主动说：“你要是不方便，就来我们家学习。”小姨子住了进来。那是司考改革第三年。他和小姨子一起报了名，两人一同备考。

结果充满戏剧性，小姨子上岸了，此后命运真正改写——进律所实习，拿执业证书，远走广州创业，如今是一家律所合伙人。而他因一个科目莫名被判了0分而落榜。得知分数时他没有去查，觉得“查了也没用”。

这件事在他身上留下了一些微妙的东西——不是打击，也称不上阴影。他只是自此将司考搁置，“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上”。

关于这次考试，张晨补充了一个细节。“那时候的考试环境，很多人都作弊通过了，我爸不抄，别人要给他小抄他都不抄。”父亲理应也记得这些，但面对记者，他选择性跳过了。“他觉得这些事说出来对别人不好。”张晨猜想。

不原谅自己

最后一次法考这一年，他本想放弃了。自退休后，他将法考重拾，年年报名，规划着拿到证后去做法律援助，“为社会做贡献”，可努力多年始终无果。外孙正在上初中，要给孩子树一个榜样，他想，我不放弃。

法考的十年也是人生境遇飞快变化的十年。法考之外，其他的人生课题也在等待他处理。一些人老去了，一些人离开了，新的生命需要呵护。见女儿女婿带孩子不易，老两口搬去青岛协助照看外孙；听闻老家有事，他一趟趟跑回去操持。

与这些重大变故与任务相比，考试好像一个背景乐。备考断断续续，到日子了就上考场，然后接受一个失败的结果。2018年，女儿去美国访学，带走了外孙，他这才真正全身心投入法考。背景乐调成了主旋律。

他学习刻苦，没日没夜地看书，专业书看累了，翻翻名著就算休息。六十多岁的人了，一天连续四五个小时也坐得住。天气再冷，他从不坐在床上看书，始终维持在凳子上端坐的姿态，“保持自己不困倦”。日积月累，“屁股上的茧不比手上的薄”。一场法考要连坐四个小时，没有这样的“坐功”是不行的。

与之相比，同龄人的注意力都倾斜到了养生上，他不感兴趣。从前工作时的一个上级，是毕业于武大的“高材生”，如今时不时通过微信给他发来一些养生类链接。他一概回复“谢谢”，从不点开。

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信心，也“不愿猫下来”。为维持健康，他为自己制定了一套规则。他坚信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比什么都重要。

有一年，他听说一个烟瘾很大的同事戒了烟，于是也动了戒烟的念头。下定决心后，他将剩余的烟送了人，从此说不抽就不再抽了。他会做饭，注重从饮食上调理。吃饭时站着，算是对久坐损伤的补偿。刚退休时，他体检查出了高血脂，但拒绝吃药，给自己定了每日步行12000步的目标。风雨无阻走了两个月，血脂真的降下来了，走路的习惯保留至今。

两年前，他同时感染新冠和甲流，发着高烧仍走完了12000步。目标达成后，才感到疲惫，脚开始发飘。这样数年如一日的自律，唯独一次例外。去年夏天，他计划从老家回青岛，出发前一天出了车祸，4根肋骨骨折。伤情不算重，吃药可自行恢复。第二天高铁上，他坚持走路，疼痛迫使他给任务打了折。那是2025年8月17日，他走了6000步。

“我认定自己提出了要求以后，就不给自己找理由。我不原谅自己。”

除了走路，他的另一个活动方式是种菜——也是消遣。青岛的房子在一楼，带一个小院子，老两口将院子打理成了小菜园。冬天寒风戚戚，菜园里，绿油油的菜叶排列得整整齐齐。

2023年，他去大集上买了两只鹅。消遣方式又增加了一种，学习规律也随之调整。每天早晨，他赶着鹅去附近的河边，坐在自带的小凳子上看书，鹅围绕在身边嬉戏、戏水。下午，他赶着鹅回家。鹅聪明懂事，过马路时和他一起走斑马线，遇见红灯懂得等待。

女儿怕鹅，但父亲对鹅喜爱有加，为鹅拍照、作诗。出门时带着铲子和卫生纸，跟在鹅后面随时处理粪便，“就像别人遛狗那样”。他的朋友圈少有生活内容，仅有的照片可归为两类：外孙和老伴的出游照，以及鹅。张晨至今不明白父亲对鹅的喜爱从何而来。此前，家里从未养过鹅。

那段时间，父亲成为河边的一道风景。附近的幼儿园组织孩子来和鹅互动，一家培训机构组织学生来写生，一位摄影爱好者路过，专门给父亲和鹅拍了一张照片。

“一个老头在草坪中央坐一把椅子看书，遛两只鹅。正常人干不出来这事，你不觉得吗？”张晨说，“但是他不管别人怎么看他。”

一位摄影爱好者路过，给他拍下了这张照片。（受访者供图）

2023年11月，因遭投诉，他被迫将鹅送走。（受访者供图）

法考界范进

法考界范进——他是这样进行自我总结的。“只是范进是冲着做官去的，我没有他这个功利心。”他补充。对于求职来说，不功利一定是个积极条件，他相信。但消极条件也很突出：年纪大。

法考出成绩后，他就着手找工作。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顺带制作了一个简历发布出来。很快帖子有了流量，有人赞叹，求经验；也有人质疑，泼冷水。一家南方媒体记者联系他，问他为什么参加法考。他编辑了一段文字发过去，对方又请他亲自读一遍，录一个视频，他以普通话不好为由推掉了。

流量带来的真正有价值的连接是，一些外地律所联系他，“有意提供实习机会”。他斟酌再三，纳入备选。

为寻求更多机会，他做过更直接的事。他跑去家附近的民政局——考虑到自己对民政系统熟悉——询问对方是否需要法律顾问；又跟着导航找到一家律所，直接进门找负责人谈，现场填写简历。

接待者往往委婉客气。“党政机关都聘请法律顾问了。”“主任们一起研究以后再回复。”他得到这样的反馈。没有灰心丧气，他觉得，至少遇到的人对于他高龄过法考的反应都是正向的。

他记得这趟法考之旅中的每一种善意。

回襄阳审核资料时，办事人员和他聊了几句。“你真不简单。毫无疑问是襄阳年龄最大的。”说着拿起手机拍了一段视频。

考试时他总能遇到好奇的年轻人。他感到，年轻人对他的接受度更高。“您怎么还参加考试？”“闲的无聊吧。”他总是应付一句，不多解释。只有一次，他邻座坐着一位同样年长的考生，一问，原来是一所私立学校的校长。他们攀谈起来，对方邀请他去学校教书，有一瞬间，他动摇了。

“当老师，我是很负责任的，我要真去了，对自己要求很高。”思量再三，他拒绝了。

那次考试结束后，很多学生跑来加他的微信，他被拉进孩子们的备考群，时不时分享自己的答题思路和针对某道题的解析。面对潜在竞争者，毫无保留。“人家都是年轻的孩子们，不容易，你就是去玩玩，让年轻人先考上。”老伴也常对他说。

上岸后，他花了更多时间在线上。社交平台上，有人称呼他“大叔”，一些孩子也喊他“大爷”。有人提问，他就开个帖子详细作答。有人找他买材料，他打包好了免费赠送给人家。流量让他意识到，这也是一种发挥价值的方式，于是开始将自媒体运营纳入学习规划。

生活滚滚向前。他没有等来那家拜访过的律所的回信。

姜律师是那所律所的合伙人之一。在电话里，他谈起那次面试。“年龄大的律师很常见，但这么大年纪出庭的不是很多了。”他说，“实际上他有很多自身的限制，电脑操作可能不是那么熟悉，处理文件就很麻烦。外籍的，本地资源可能也不是那么多。但也说不好，这是个双向选择的事。”

在内心，张世雄真正的计划是往南走，曾对我透露，“年后要去广州”，或者往西走，越是偏远的地方，法律资源越稀缺。家人担心怎么办？女儿劝阻怎么办？他顾不了那么多。“这一生来说，我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活过。”他说。这一次，一旦定下来，他“一定会去的”。

今年3月，他回到老家实习。中国是个熟人社会，在老家，实习期好度过一些，他解释。

如今，实习期还剩七个月。他计划着，等他拿到执业证就可以“放飞了”。没有焦虑，没有担忧，身体没有问题，心理也没有。“不愿意躺平的时候，我就一直往前走就行了。”广州还是要去的。

（半岛全媒体记者 牛晓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