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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青岛即墨区持有“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的老兵尚有530位，可到今年春天，傅中魁辗转寻访，只见到25位，其中身体硬朗者不足半数。作为一名在岗记者，傅中魁耗时数年走访记录老兵口述，为日渐消逝的战争记忆留下文字留存；心怀对红色精神的追问，他又在两年内利用58天假期，以徒步加公交的方式重走中央红军长征路，收集四百余枚邮戳，写下20万字行走日记。

从抢救抗美援朝老兵的鲜活口述，到踏遍长征沿线寻访普通人的故事，他坚持把“我”放小，把路上遇见的“人”放大。在他眼中，长征精神不只陈列在纪念馆展板之上，更藏在老区百姓的袅袅炊烟里，藏在无名烈士墓前盛放的野花之间：走好自己的路，遇困境不低头，见他人有难便伸手相助，便是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签名和话还在，人却少了

2020年，国家为健在的志愿军老兵颁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傅中魁从即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那里得知，全区参战1万余名老兵尚健在的仅有530人。从2020年11月开始，他徒步万里陆续走访420名老兵，完成75名老兵的访谈录，编著成《我的抗美援朝——即墨区抗美援朝老兵访谈录》。

“六年前采访时，他们最大的101岁，最小的85岁。我听说，几乎所有书上的老兵都很自豪，逢人便‘炫耀’我和他们一起完成的作品。那语气里有孩子般的得意，也有被记住的珍重。”他每年春天去看望，一个老兵也不落下，每年见面合影，请他们在纪念册上签字、写几句话，每年做一本老兵访问纪念册，今年已是第五本。可岁月无情，六年过去，很多老兵陆续离世。今年春天，他只见到25位老人，身体比较硬朗的不到一半。翻着纪念册，那些签名和话还在，人却少了。

2026年5月，傅中魁和杨乃书老人一起看老人的自述故事。

傅中魁愈发明白，去看望不是形式，是趁他们还等得起，把敬意和陪伴送到门前。时不我待，春天还会来。他说，“要走得更勤些。”

2021年，傅中魁采访了96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刘承渊。老人1927年出生在即墨，20岁入伍，1950年11月赴朝作战，志愿军27军94师280团3营7连，1952年复员，离休干部。老人的儿子刘宗杰告诉他，“跟党走”这三个字父亲说了一辈子，也做了一辈子。书一出版，傅中魁就带着签名和祝福登门，恭恭敬敬双手递给老人，老人激动得热泪盈眶，翻到自己那一页说：“我怎么说的你就是怎么写的……”后来这本书他每天都翻翻。他觉得有人记得他们，记得那段历史，也就有了接班人。

傅中魁采访刘宗杰的父亲刘承渊。

作为记者，这些年傅中魁反而成了被报道的对象，采访老兵、徒步体验长征路，事迹被包括《解放军报》在内的诸多新闻媒体报道。那几部沉甸甸的书稿，都不是坐在书斋里摘编出来的，而是一步步“走”着，用脚写出来的。

六十多年过去，无论是参战的干部还是普通士兵，健在者已不足当年回乡复员转业数量的十分之一。“显而易见，采访抗美援朝老兵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这次采访，他被老兵们的事迹所震撼，也在心里埋藏了深深的遗憾和惋惜，2024年，他又踏上了长征路，继续叩问历史。

傅中魁拜访老兵纪伦传。

变的是日子，不变的是人心

“我这次重走长征路的体验，和6年前采访抗美援朝老兵的经历密不可分。”在傅中魁看来，抗美援朝老兵群体的精神内核，正是长征先辈一脉相承下来的。正是这份代代赓续的红色精神谱系，把长征岁月与抗美援朝的烽火岁月紧紧联结在一起，这也是他完成老兵访谈之后，想要亲自踏上长征路、溯源精神源头的重要原因。

“我本身是一名军事爱好者，长期关注、研读红军长征历史，同时热爱徒步运动，一直希望用脚步去切身感受当年红军先辈历经的苦难与坚守。”傅中魁说，萌生重走长征路的想法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埋藏在心里很久的夙愿。2024年恰逢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他利用休假叠加国庆假期，采用徒步结合公共交通的方式，2024年10月1日从江西瑞金出发，正式迈出了属于他的“长征”第一步。

作为在岗记者，傅中魁可支配的整块时间有限，全程徒步走完长征路，无论时间还是体力条件都不现实，部分路段便借助公共交通节省时间。他利用两年假期、合计58天分两段走完整条路线，“徒步+公交”是最务实可行的方式；两段之间的空档用来整理文稿、沉淀思考，也让身体休整恢复。2024年10月底，他在贵阳结束第一阶段行程返回；2025年8月初再度出发时，上半程的采访文稿已经整理完毕。

翻开傅中魁的日记，记录着他重走长征路的点点滴滴。10月9日清晨，他徒步到湖南嘉禾县晋屏镇甫口村，采访到不一样的长征故事，后来写成“寻访中国好人彭子文”。彭子文一家五代接力守护赤硃岭上34名无名红军烈士墓，已有90多年：祖父彭助立组织安葬并立下守墓嘱托，因此遭到国民党报复牺牲；父亲彭作恭接续践行诺言；2013年彭子文接过重任，并传诸子孙。他们义务修墓、除草，还担任宣讲员讲述红军故事，彭子文因此获评“湖南好人”“中国好人”。

傅中魁和女红军的女儿龙素珍合影。

2025年8月18日晚，在四川阿坝州小金县两河口镇，他与女红军王文书的女儿龙素珍一家相遇。她们讲起负伤流落两河口的红四方面军女战士王文书的坎坷经历，还请他吃晚饭，待这位萍水相逢的寻访者像亲人一样。第二天告别时，龙素珍老人拉紧他的手——也许，她在心里想说：每个追寻长征足迹的人，都是来认亲的。

“每天背着20斤的行囊行进50多华里，同时还要开展实地采访、加盖邮戳、寄信，安排食宿，节奏确实紧凑，但我尚能适应。”“一路上虽然遭遇不少困难，但我从来没有产生过放弃的想法。在我心里，我所经历的这点辛苦，和当年红军先辈承受的磨难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回望历史，红军长征途中前有敌军堵截、后有重兵追击，经常野外露营、断粮断炊……反观我的行程，一路上衣食无忧，没有安全之虞，又兼饱览山水画卷，谁说不是一段带着红色情怀的浪漫旅途呢！”沿途访谈基本是随机采访，他尤其喜欢采访普通群众。

傅中魁徒步走过的广西兴安县龙井塘长征步道。

“走长征路，既有夜行徒步的艰辛，也有交通不便的重重阻碍，但最触动我的，是困境中陌生人伸出的援手。”8月19日，他在刷经寺镇遭遇交通困境，正当进退两难之际，一位羌族拼车司机以公道价格把他带到红原县城。在甘肃镇原县三岔镇，他结识三位红色文化爱好者李含高、曹天杰、张小利，几人一见如故，请他吃饭，还帮他支付了住宿费用。在镇原县殷家城乡再遇交通困境，去环县既无公交也无出租车，一筹莫展之际，货车司机白守卫伸出援手，免费送他到60公里外的环县车道镇。

“一路上，我总想找到‘见过’红军的老人。”这个愿望很难，毕竟亲历过红军过境的老人，如今年纪最小的也已年过九旬，但最终还是实现了。四川西昌礼州镇田坝村93岁的边仕光爷爷，红军到来那年才3岁，在邮戳本上写下“红军万岁”“我是毛主席的小房东”，手里紧紧握着当年毛主席送给他爷爷的一块银元。在四川古蔺县鱼丰村，他采访到时年97岁的熊春发老人，老人反复说道：“感谢毛主席”“感谢红军”。在傅中魁看来，这是活着的历史，在他的见闻箱箧中显得尤为贵重。

傅中魁说，90多年过去最大的变化，是脚下的路，是百姓的生活。当年红军走过的多是闭塞之地，山高路险，交通阻隔，物资匮乏；那些“路隘、林深、苔滑”的山坳，如今高铁穿山、5G入村、产业生根。瑞金到延安，当年红军筚路蓝缕跋涉一年有余，如今高铁朝发夕至；翻越夹金山遭受7天7夜的风雪磨难，2025年隧道通车后，穿山只需10分钟。“这烟火升腾的盛世光景，谁说不是革命先辈用热血和牺牲换来的现实呢！”

傅中魁踏上泸定铁索桥。

傅中魁还是一个集邮爱好者。长征路上收集的四百多枚邮戳、纪念戳、纪念章，不只是简单的集邮爱好，而是给长征旅途打下标有时间刻度的钉子。四百多枚印章串联在一起，是一条看得见的长征路线，也是给先烈的告慰：你们走过的路，今天有人记得，有人还在走。

这二十万字，不是用手写的，是他一步一步用脚“写”出来的。“我始终觉得，写不好，就对不起红军先辈，对不起沿途帮助过我的人，也对不起自己付出的辛苦。”他不断提醒自己，要敬畏历史，尊重受访者，不写成流水账，也不写成空洞说教，把“我”放小，把路上遇到的“人”放大。他想让读者看见，“九十多年过去，长征沿线的道路变了，也没有变；山川变了，也没有变。变的是日子，不变的是人心。”

对的事，就用脚一步一步走出来

“出发之前，我对长征精神的理解，大多来自史料阅读，停留在理性认知层面。但当我亲身踏遍这些发生过生死抉择的地方，感悟就变得更加立体和厚重了。它不只是悲壮，更是一种在看不到希望时依然相信未来的能力，更是无数普通人的选择——送儿参军、守护烈士墓、给陌生人留一碗饭。”山川如故，硝烟早已散尽，可先辈留下来的精神力量依旧激荡人心。长征精神，是绝境中的坚守，是平凡人的伟大。“它教会我们：走好自己的路，遇到困难时，想想他们，然后抬头继续走。”

长征途中那条隐秘的连线，其实就是一个字：人。宏大叙事记录下长征的历史脉络与战略转折，藏在历史褶皱里的个体痕迹，正是支撑起这场史诗最鲜活的血肉；没有无数普通人的抉择、坚守与牺牲，就没有万里长征。他沿途寻访的红军后人、守墓人、老区群众，他们口中的故事——一群年轻人在湖南赤硃岭倒下，被甫口村村民悄悄掩埋，又被彭子文一家五代人默默守护；王文书负伤后在川西高原两河口被当地人救护，成了这里的媳妇……这些细碎的个体记忆，让长征故事走出书本，有了温度，有了心跳，也有了悲欢离合。沿途为他指路、送他赶路、留他吃饭、免他车票的陌生人，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历史的毛细血管。

傅中魁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前留影。

当年做《红色即墨》《丰碑》时，他坐在演播室里，依托史料、档案与口述故事，用声音去还原历史、致敬先辈，那时候更多是案头功夫，是编导和配音的技艺；这趟长征寻访，则是用双脚踏上当年红军走过的万水千山，用双手去触摸古迹、感受风霜雨雾。可真正站在现场，才知道自己的声音再用力，也抵不过万里长征本身的沉默。这次行走，真正实现了他把当年“编导”“配音”变成“亲历”“见证”的愿望。

提起傅中魁，花甲之年的刘宗杰说得最多的是感谢和敬佩。“傅中魁从唠家常开始，引导着父亲慢慢进入状态，采访的时间很长，老人慢慢地都重新回忆起来了。”采访过程中，他们感受到了傅中魁的用心、真诚和认真。“我的父亲当时是掉着眼泪回述的，傅中魁掏出纸巾给老人擦擦眼泪，擦擦嘴……”这个细节让他记忆犹新，采访让父亲感受到了尊重。“都想起来了……都想起来了……”老人十分感激地说，这是在挽救历史记忆。这本书对家中孙辈影响也很大，孩子们想爷爷了就找出来看看，很珍重这本书，也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不管是采访抗美援朝老兵还是重走长征路，傅中魁的妻儿都很理解、支持他的想法。此前采访老兵时，也常陪着他一同走访；这次重走长征路无法随行，但始终在精神上给予莫大鼓励。“坦白说，如果没有家人这份理解与支持，这件事我很难坚持完成。”当然，家人内心最大的顾虑还是他的人身安全——毕竟开始行动时他都是58岁的人了，一个人长途在外奔波，家人免不了牵肠挂肚。

长征沿途实寄的200多封信件。

从初期采访到后来每年看望老兵，傅中魁的儿子傅显扬也多次参与。他说：“我爸把承诺看得比什么都重，每年去看望老兵，就是他对老兵们许下的千钧承诺。”这句话让傅中魁很欣慰。作为父亲，长期坚持做老兵的贴心人，又身体力行徒步体验万里长征路，让儿子对“韧性”和“吃苦”有了更具象的理解，学会一种态度：“确认是对的事，就用脚一步一步走出来，不张扬，不退缩，走到承诺落地为止。”

采访结束了，他的长征还在继续……采访最后，记者问及长征路还会再走吗？傅中魁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会！至于是否重走这条主线，暂时没有具体计划。也许等退休后，在红军长征胜利100周年之前，换路段再走，也希望有志同道合的人和我一起走……”他还希望把《我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写好、宣传好，把沿途故事讲好，把长征精神、红色记忆讲给更多人听，开启他的“新长征”。

（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