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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歌手杨坤在一档访谈节目里，第一次完整讲出自己和抑郁症纠缠20年的经历。北漂九年居无定所，是他自己认定的病根。但他在访谈里讲得更多的，是更早的事——小时候父亲信奉“不打不成器”，他挨打是家常便饭，有一次被绑在床上，抬头看窗外的月亮。成名之后，父母仍然不理解他：什么都有了，为什么还会不开心。

一个人的心理底色，往往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铺就。2026年《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蓝皮书》的数据显示，青少年抑郁检出率达到25.4%，高中生群体超过40%；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指出，学业压力过大和父母情感支持不足是主要影响因素；一项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纵向研究进一步证实，家庭冲突的累积效应与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发生风险显著相关，风险比达到1.55。

本文我们要讲的主人公乐乐，只是这25.4%里的一个——不被看见的故事。

2026年3月，青岛的风里还带着凉意。刘女士把儿子乐乐送进青岛平和心理医院的病房后，一个人站在走廊里，不敢上楼。

她怕上去看见儿子砸门、听见他说恨她。几个小时前，乐乐发现“检查一下就去海南”是个谎话，把病房里的东西砸了，打了110，大喊着“有人非法拘禁”。他以为自己被送进了电视里那种“戒网瘾书院”。

刘女士在院长王芳瑜的办公室里哭了很久。王芳瑜陪着她，一遍遍说，再等几天，会好的。

她信，也不全信。过去2年多，她无数次以为会好，然后又看着儿子把头盔摔在马路上、把酒瓶攥在手里、把车开上悬崖边的山路。她不知道这一次，是不是又是一场空。

乐乐和妈妈、妹妹在一起

“所以我就不想活了呀”

时间往回拨。2024年春天，刘女士做了一个在旁人看来近乎荒唐的决定：带着重度抑郁的儿子从湖北鄂州骑自行车去广东阳江看海。1300多公里，10多天。出发前她问过武汉疾控中心的医生，儿子这个状态行不行。医生反问她：“你受得了？”她说：“小意思”。

不曾想，真正上路之后，“小意思”却变成了大麻烦。有一天自行车坏了，乐乐突然情绪爆发，把头盔从头上扯下来甩到马路上，抬脚踢自行车——不骑了。刘女士站在国道边，看着那个曾经在校运会上拿过五个全校第一的儿子，像一只被抽空了的壳，坐在路肩上说了一句让她记一辈子的话：“所以我就不想活了呀。”

这句话的残忍在于它的逻辑。对乐乐这样的孩子来说，自行车坏了和活着没意思，是同一件事。正常人想的是“怎么修”，他想的是“那就不修了，我也不用存在了”。他不是在威胁谁，是真的觉得所有问题都没有解决的必要，因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问题。

刘女士没接话。她走过去把头盔捡起来，掏出手机给朋友打视频，按指导一步一步把车修好。她后来说，那时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做妈妈的得先平静下来，我要是也崩了，就没人能救我们了。

车修好了，两个人重新上路。乐乐骑公路车，轻快，每天甩开她几十公里；她骑山地车，驮着两个人的行李，在后面吭哧吭哧追。到了地方，乐乐已经订好住宿、找好饭馆，她到了就吃、睡。

第二天，乐乐跟她说：“妈，每次你在后面的时候我就可担心你了。”国道上的大货车呼啸而过，他觉得那个画面吓人。他把公路车换给她骑，说“我帮你负重前行”。刘女士骑上去快了很多，心里却更慌了——现在轮到她在前面，儿子在后面被大车夹着。

他不是不懂事，是病了

乐乐的病不是一天长出来的。

刘女士是湖北鄂州人，2002年结婚。婚后的日子并不顺遂，丈夫酗酒，夫妻间常有摩擦和争吵，一儿一女就是在这样担惊受怕的环境下长大。儿子乐乐话少，但初二那年却出了事，他在学校喝了一整瓶劲酒，坐在阳台栏杆上，被老师拽下来。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看爸爸心情不好的时候喝酒，喝完酒大家就都顺着他了。我也想试试，是不是喝了就不用难受了。”

孩子学到的不是“喝酒不好”，而是一个痛苦的人，可以用一种东西让自己暂时离开。这是他在那个家里能找到的唯一出口。但那时候刘女士并不知道，乐乐已经病了。

2023年，一个德国男孩住进了刘女士位于香格里拉的客栈。男孩是抑郁症患者，在国外得到了及时干预。他跟刘女士说：“乐乐生病了，病得很重。你不管多忙，都要带他去看病。”

刘女士第一次知道，儿子不是“不懂事”，是病了。那年8月，她开车2000多公里从云南回湖北，第二天就带乐乐去了医院。鄂州的医生诊断：重度抑郁。她第一次从儿子和医生的对话里听到一个数字——每天喝两三斤白酒。

后来去武汉住院，效果一度很好。封闭病房，没有酒，护士按时发药，她守在旁边。但病房里另一个男孩被约束带捆在床上的画面吓到了乐乐。他闹着出院。回去之后药不好好吃，断断续续，情况越来越糟。

乐乐和妈妈、妹妹一起旅行

父母病了，孩子吃药

平和心理医院院长王芳瑜在采访中说了一句在精神科行内流传很久的话：“父母病了，孩子吃药。”

在平和心理医院，王芳瑜见过太多这样的孩子。一个进食障碍的女孩，从170斤瘦到70斤，连续两个月每天只吃一个蛋清。父母带她来的时候，要求医生精确计算每一粒米的热量。深挖下去，女孩说，爸爸妈妈总吵架，爸爸不常回家，她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不够好、太胖、成绩不够优秀。她把家庭的裂缝归咎于自己的存在。

刘女士后来回忆，她也曾是那样的母亲。乐乐状态最差的时候，她指责他“烂泥扶不上墙”，乐乐指责她“你从来没看见我的情绪”。两个人像在黑暗里互相扔刀子。她不知道那是病，她以为儿子在故意毁掉她的生活。

从“指责”到“心疼”之间，隔着一整个认知的重建。刘女士说，转变就发生在确诊那天。医生说：“孩子病得这么重，你们家长一直不知道吗？”她才意识到，那个每天喝到断片、躺在马路上被人打电话叫她去拉的儿子，不是不想好，是好不了。

治疗之余，乐乐和妈妈会跟医院的工作人员一起打麻将

“我在这里陪着她”

2026年3月从青岛出院回家后，乐乐变了。

最明显的是眼睛。刘女士观察到，以前乐乐看人，眼神躲闪、涣散，像蒙了一层灰。回去之后，“有光了”。他会搂着姥姥比心，说“我爱你，我将来赚了钱养你”。他钻进厨房做大闸蟹、炒鱿鱼，做好了拍视频发给妈妈。刘女士拿着手机到处给朋友看：“我儿子做的。”

更大的变化发生在今年秋天。

乐乐老家一个妹妹也出现了严重的情绪问题，家里人想送她到青岛治疗。因为刘女士要先回云南打理客栈，乐乐主动跟妈妈说：“我在这里陪着她。”

女孩刚来时和乐乐当初一模一样，不配合，说“我没希望了，我就这样了，什么叫好才是好”。乐乐坐在她旁边，用自己当例子跟她聊。他说，我现在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了，我就想着搞点什么好吃的。他说，人生还有好多美好的事情没体验，我还想去蹦极、去潜水。

王芳瑜观察到，乐乐跟那个女孩说话的时候，会点头，会重复对方的话，会转过头跟旁边的人说“你看吧”。他把自己从“被救的人”换到了“救人的人”的位置上。两年前在国道上，他妈妈蹲在地上捡头盔、打视频求人教修车；现在他蹲在另一个孩子旁边，把妈妈当年教给他的“不放弃”，一句一句递过去。

乐乐和妈妈给远在澳洲的妹妹打视频电话

你是我的救赎，我是你的良药

刘女士和乐乐之间，说不清是谁救了谁。

2023年底到2024年初，是两个人共同的谷底。乐乐大年初二拿打火机要点煤气罐，大年十五喝完酒把车开上五里湖的山路，底下是没护栏的悬崖。刘女士接到消息的时候，呼吸都上不来，靠深呼吸撑着。

那段时间她自己也在垮。2026年4月，她从青岛回去没多久，突然心慌、胸闷、眼前发黑，血压飙到180。她是护士出身，第一反应是心梗。送到心内科排查了一圈，最后是一位昆明来的精神科医生会诊，说是焦虑症惊恐发作。

她住院的时候，乐乐寸步不离守着。医生通知去抢救室，他站在旁边哭。他以为妈妈要死了。

刘女士后来跟记者说了一句话：“我们两个是命运共同体。一个人好起来就可以都好起来，一个人不好的话，我们母子三个人都好不了。”

乐乐好转之后，刘女士也好了。她不再整夜不敢睡，不再半夜接到电话就往马路上冲。远在澳大利亚上学的女儿，之前因为担心哥哥和妈妈整夜失眠，也吃了抗焦虑的药。哥哥好了，妈妈松下来了，女儿跟妈妈说：“我现在没吃药了，也睡得着觉了。”

谁去捡那个“头盔”

王芳瑜在采访里讲过一个场景。很多年前，一个戒毒的孩子被送到医院，父母什么都谈好了。结果在电梯口，孩子扑通跪下，抱着爸爸的腿哭：“带我回家，我回家就吃饭，我再也不吸了。”爸爸当场反悔，签好的东西全作废，带着孩子走了。王芳瑜说，做医生的到那时候不是心硬，是明知道如果那一步退了，后面就什么都没有了。

很多家庭就卡在那一步上。

刘女士卡过。乐乐在武汉住院闹着出来，她带他走了，回去之后药不好好吃，情况反弹。如果青岛那一次她也心软了，在走廊里听见儿子砸门就冲上去说“算了我们回家”，就没有后来眼睛里有光的乐乐，没有蹲在另一个孩子旁边说“人生还有很多美好没体验”的乐乐。

但一个母亲的心硬，不能只靠她自己。社会需要接住那个在走廊里哭的人。国家卫健委在提案答复中已经明确，要构建“家-校-社-医”联动的工作格局，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推进多学科联合治疗模式。平和心理医院开展的“父母课堂”和医教结合，本质上就是在补那一课——让父母知道，孩子扔出头盔的时候，不是他不想活了，是他不知道怎么修车。

乐乐现在还是会喝酒。朋友过生日、有人约，他去，喝到差不多就说“我要回家了”。刘女士紧张，跟王芳瑜告状。王芳瑜说：“20多岁的人了，偶尔跟朋友喝个酒，正常。你不要用那几次，推翻他所有的进步。”刘女士听进去了。她开始学一件事：信任。

采访最后，刘女士说，骑行去广东时的一天正好是她生日。乐乐发过一条朋友圈：“感谢妈妈花时间、花精力、花钱，陪我一路骑行，一路治愈。”下面配了一张照片，国道的路，远处是山，天很蓝。没有人知道那天他们刚经历过什么，也没有人知道明天还会坏几次车。但两个人都斗志昂扬地走在路上。

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这是刘女士在国道上跟儿子说的。现在轮到乐乐跟那个妹妹说了。

（半岛全媒体记者 江海峰）